冲繁且民风淳朴的地区,于乡一级的巡检司增设职官,通过每个职官直管五百户来实现。
不过当掌管户部的董诰给在场众人简单的算了个账后,嘉庆犹如被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,偃旗息鼓。
根据乾隆五十五年户部的人口统计,陕西共有人丁8737887人,甘肃共有人丁17136882人,合计是25874769人。考虑到近年来的人口增长,实际数字只多不少。
那么好,姑且以人户比1∶5算,两千多万人就是5174954户。假若每五百户设一巡检,那么就需要增设一万多名职官。一个职官岁俸十二两,养廉银五十两,那么一年朝廷的开支就要增加64万余两。如果再加上佐杂衙署、攒典、枪兵等项,恐怕不下百万之巨。
即便只覆盖陕甘一半的人口,其财政开支也不是朝廷可以承受的。而且仅仅是陕甘就要花这么多钱,再算上其他省份那就是个天文数字。
到了这时,嘉庆觉得自己终于看明白北海镇这些年一系列的“骚操作”了,由此也发出了长叹:“高筑墙,广积粮,缓称王。赵逆算是把这九个字琢磨透了!”
从狭义上来说,中国历代王朝都秉持着“皇权不下县”的治理模式,这倒不是说皇权不想下县,而是在传统小农社会形态下,下县的治理成本太高,根本不是朝廷的财政收入能承受的。于是便形成了县以上的“中央集权”和县以下的“自治体制”并行的双轨制,负责沟通两者之间的关键阶层就是士绅。
作为封建专制集权空前强化的满清,虽然有着七千多万两白银的岁入,照样玩不起,只能通过带有职役性质的基层组织进行间接统治。比如巡检司、乡学、河泊所、税课司大使、闸官、驿丞等。
传统农耕社会的国家政权要想扩大财源,其办法无外乎就是拥有更多的耕地,繁荣市面交易,增加税收。一旦疆域内的耕地被开发到极致,那么朝廷的岁入也就基本到了顶峰。
作为从小接受皇家教育,且当了二十多年储君的嘉庆深知这个道理,于是他就以为自己看清了赵新这些年的各种做法。
“怪不得他要跟朝廷抢夺关外的土地,要跟罗刹开战,将极北之地的大片疆域纳入囊中!怪不得他要在南海跟荷兰人开战!怪不得他要在安平港搞出那么大动静,有银子不用非要搞出个北海元!”
在他看来,赵新是要构筑一个疆域空前广大、治理体系严密、政权渗透乡村、拥有超强战争动员力的庞大王朝。
问题是看的越清楚,嘉庆就越是心急如焚。所谓“称孤道寡没朋友”,坐上皇帝宝座,好多事他自己心里清楚,却无法对外人言。
其实令他焦虑的还不止这些,要知道乾隆的梓宫可还在景山观德殿里放着呢!遵化的陵寝尚未完工,上千名杠夫也才刚开始操练,就算放弃北京城“西狩”,怎么也得先把先皇下葬吧。否则他还有何面目面对列祖列宗?!
就在两个月前,清廷收到了尚虞备用处密探从关外传回的一封密报,上面详细讲述了北海军攻打盛京城期间的见闻经过。
在阅读这份密报时,嘉庆注意到北海军在攻打盛京外围的过程中,并没有破坏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陵墓,甚至在战后还派兵看守,这让他长出一口气的同时,也颇感意外。
作为心腹的军机大臣董诰也看了密报,他在思考了两天后,向嘉庆建议,不如以此为突破口,和北海镇展开私下谈判,以盛京皇陵和高宗纯皇帝的奉安大典为由,多争取一些时间。
嘉庆经过反复思量,无奈的同意了。毕竟能多拖延一些时间,就能从各地征收到更多的税款。他和乾隆这几年已经通过内务府向西安转移了白银一千五百万两,粮米四百万石。听起来好像很多,可朝廷一旦迁到西安,视若生命线的漕粮就再别想了,直属内务府的大笔税款也没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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