按法理来说,这人现在也就是个待罪的汉奸而已——而且还是同时犯了领军喊门和冒充先皇这两重大罪,够株连二十多族的了,消息即使很快被送到了北京,朝廷也不可能对其做出什么特殊的反应。无非是不少心中还念着正统的大臣,暗自嗟叹罢了,如今这局势,还有谁敢多说什么?别看在许多事上,大臣们都敢和皇帝吹胡子瞪眼睛,但在那人已经病死,余下两个皇子又极为幼小的情况下,这个话题,根本不会有人去碰触的。
“包时雨的奏章也递上来了。”皇帝到清宁宫请安的时候,也说起了此事。“听说是在驿站受寒发了高烧,病势一下就沉重起来,从蔚州飞马请了大夫,也是无济于事,在去蔚州的路上就高烧去了。”
韩女史在旁也是叹了口气,“听说在塞外没少吃苦,想是底子已经淘空了,只是还苦苦支撑,一回到故土,放松下来,那便再顶不住了。”
其实,这件事既然发生在国朝境内,那是意外也都会变得不是意外,只要是兄终弟及,斧声烛影的故事就从来也不曾少过。就算表面功夫做得再好,也免不得有人猜疑的。什么塞外苦之类的,不过借口。徐循对这些门面话,听听可以,要她也说得高兴,却是不愿做,她含笑听着皇帝和韩女史一搭一唱,也是不着痕迹地仔细观察着自己的这个养子。
继位登基,已经有一年多了,皇帝眉眼间的青涩和无措渐渐褪去,他看来已经越来越像是个皇帝了——一个最明显的表现,就是他已经学会有所保留,学会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在这件事里,皇帝的角色的确也很单纯,他什么都不知道,什么也都没问,只是默默地顺从了徐循的安排。对外做出的姿态,像是个略为软弱的孝子,无法违逆养母的安排——在孝道的装点下,很多过失都有了争辩的余地。即使是将来在史书里,这件事也要算到徐循头上,顶多说句‘上不能言’。
徐循也恰恰是需要他这样的态度,她甚至希望皇帝真心就觉得这件事是她迫着去做,他自己本来不想。虽然如果没察觉到他对先帝隐隐的猜忌和抗拒,她也不会这么做,但皇帝今年才几岁?和先帝又毕竟是亲兄弟,若是背负了这么个‘有意弑兄’的担子,只怕是连他自己都难以原谅自己。既然如此,不如就自欺欺人了,反正母亲犯错,做儿子的本来也不能说什么,这样大家各得其所,岂不是好?
虽然言说起那位死讯时,眉宇间的确有些伤感,但徐循对皇帝何等熟悉?从他放松的肩膀,挺直的脊背来看,这个死讯,固然是让他悲痛,但更多的可能还是轻松。——这也没什么好稀奇的,做皇帝的泰半都是如此,亲情固然重要,但和皇位比,却又是轻如鸿毛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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