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日开始，天津、保定、太原、杭州、上海、武汉、成都、重庆、广州等大中城市，先后爆发了学生的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；许多地方的工厂也举行罢工。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和爱国团体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；并发出通电及出版各种救亡刊物，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，出兵抗日。当年12月下旬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北平学联组织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，到河北农村进行抗日宣传，并开始踏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。此后又在宣传团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。其后上海、武汉、济南等地学生也纷纷下乡宣传；与此同时，一些原来不愿意参加政治活动的教授、学者也发表文章，主张抗日、主张全国合作。一时间，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汹涌澎湃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。

　　此时，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府对抗日的态度，自“华北事变”后也在发生变化。当年蒋介石对日本一再退让，本是建筑在依靠外交途径来解决中日问题的幻想上的。然而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，最终打破了这种幻想。“华北事变”的发生，超出了南京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，并且直接威胁到它的生存。于是，南京政府不得不开始考虑调整它的对日政策了。

　　还是在1935年11月19日，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蒋介石的建议，通过一个议案。当时蒋介石在建议中有句关键性的话：

　　“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，决不放弃和平。牺牲未到最后关头，亦不轻言牺牲。”

　　这句话，虽然是说现在还不能“放弃和平”或“轻言牺牲”，但又是表示如果“最后关头”到来，那也只好“放弃和平”并且决心“牺牲”了。例如次年1月，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宣布包括实行“中、日、满经济合作”亦即承认满洲国等条件在内的“广田三原则”，这便是蒋介石难以接受的了。他后来曾写道：“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，我们拒绝他的原则，就是战争；我们接受他的要求，就是灭亡。”当时，在日本军国主义毫无止境的侵略欲望面前，可供蒋介石选择的余地已经越来越窄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南京政府于1935年底开始试探，要求苏联的援助，并设法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。蒋介石后来作了这样的解释：“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，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，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。”

　　最初是在国外，蒋介石密令邓文仪同在苏联的王明进行对话。邓文仪当年是蒋的侍从秘书，后出任驻苏大使馆武官。当时最初的接触是在莫斯科，主要是探讨苏联在军事上的动向。当年秋天，邓文仪马不停蹄回到莫斯科，与当时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进行了多次的会谈。但由于多种原因，当时这种努力没有什么结果。

　　此时，红军长征--可说一项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已经胜利完成，蒋介石在“剿共”的同时亦开始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于是他就生发出在国内寻求与中共谈判的想法。而由谁来完成这个任务呢？思前想后，蒋介石想到了宋子文。

　　“你是说，我们和中共谈判？”宋子文仍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　　“对，和中共谈判！”蒋介石斩钉截铁地说。

　　“那么--让谁去谈呢？”

　　“我看你先联系中共高层，摸个底再说。”

　　“一是你先前是武汉政府过来的，和中共有一定的交往。再说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，你又是政府部长，和毛润芝、周恩来等人都很熟。更重要的是，那边还有你的二姐宋庆龄。我想了好久了，非你莫属。”

　　“看来你还真了解我。要是这样，你不会待将来‘清党’时把我给清除了吧？！”宋子文开了句玩笑。

　　“我敢清除国舅？怕是我还没有两个脑袋呀？”蒋介石也笑着调侃道，“要尽快去联系。具体你怎样工作？找谁联系？我就不管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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