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量,只要相关诸司能够切实履行职责,便能将国家财政收入算的清清楚楚,再依此做出来年的收支方案。
可是从高宗年间开始,均田制的破坏,徭役的盛行,已经让原本可控的财政收入变得不可控起来,以至于不得不增加其他的杂捐税事来维持一个相对的平衡。
到了开元年间,度支形势要更加严峻。随着各方编户工作的深入,朝廷所控人口激增近倍,伴随而来的新授田与垦荒规模也是越大,原本相对恒定的租调收入也随之增长,今年之度支已经不足为明年之参考。
更不要说,随着商贸的发展,商税与诸官造产业的利润激增,直接冲击改变了朝廷财政收入的基本格局。
通俗一点的说法来讲,就是他妈的钱来的太快,简直让人无所适从!
财政收入增加自然是一个好事,但从国家整体的行政角度来看,却是一个甜蜜的负担,该要施行怎样的有效管理,才能让这一部分财政增量转变为切切实实的国力增长,对朝廷官府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。
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,财富的增长也能好事变坏。不说一个国家,哪怕是普通人突然暴富,若智力与品格不足驾驭,行为也会变得疯狂起来。老凡尔赛的范伟老师,对此就有很深刻的体会。
“度支计量,国务根本。丰产盛收已经不是一时的困扰,常法之外,历年也有变法,汇总为绳,更作创新。府库所收既然已经不可计量,不如以诸官府凡所出纳为准,以此判入!”
讲到凡尔赛,李潼也是不落人后。
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虽然历史悠久,但古法并不意味着就是好的。当社会越发的进步,资源越来越丰富,这样的思路便不再适应,在行政过程中更换一个标准作为计量尺度,也是时代的选择。
不装了,摊牌了,我是大富翁,得有更好的方法来管理我的财富!
当李潼提出这样一个转变思路的时候,群臣们思路也被打开,开始纷纷进言。类似的想法他们并不是没有,但圣人不定下基调,他们也不敢大放厥词。
度支是对未来一年的收支预算与施政方针,换言之是根据已经发生的情况进行预判,做出判断的依据自然变量越小,才能越切实。把每年需要进行的事务与支出锁定之后,那么财政上剩下的就是收入了。
如此一来,地方官府也不需要再挖空心思的创收增产提升政绩,保持眼下这种状态,扣除行政成本之后,其他财项统统上缴。
这样的度支思路又会造成一个现象,那就是留给地方政府的变量空间太小、活力不足,同时几乎没有什么应变能力。
但这也并不算是一个缺点,反而有助于巩固中央的权威。你地方上如果太会玩了,那我中枢又该怎样施加管理?
至于有什么天灾人祸的变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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