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更加的公正与高标准。
在大唐初期,皇帝想要干涉并且收回世家大族在选举过程中所享有的各种惠利,主要的手段并不是科举中明经、进士等常科,而是临事有制的制科。
制科科类更多,操作也更加的灵活,因此许多初唐名臣都有参加制科的经历,诸如姚元崇与张说这对小冤家,以及发动神龙革命的张柬之,都是通过制科崭露头角、走上高位。
所以在初唐时期,尽管科举并不糊名,但权贵们也少有向科举下手以拓展并延续其政治影响力,因为没有这个必要。
首先权贵子弟进仕的途径极多,东边不通走西边。其次即便是通过作弊庸才及第,也仅仅只是获得一个选人的资格,如果不能通过铨选以及更加严格的制举,科举给仕途带来的帮助非常有限。
还有最重要的一点,科举并不是选官,如果想干涉典选、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,干涉铨选要比科举更加的直接有效。
中宗一朝吏治混乱,皇后韦氏以及诸公主弄权无度,从而产生大量的斜封官,但对科举的干涉并不多,并不是心里有数、不敢破坏这国之大典,而是看不上科举新选人们那些青瓜蛋子。有这精力,宰相都扶植出几人了。
武周一朝创设了殿试制度与糊名制度,统统是针对制举和吏部铨选,并没有下沉到科举常科,并不是不想,原因仍是没有必要。科举常科所选拔的新选人,哪怕守选周期最短的进士,都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才能参与铨选,到了铨选过程中,自然会被卡脖子。
当然,在初唐时期也有士子通过干谒权贵而希望获得举荐,但要么是直接奔着做官去的,要么是希望缩短守选周期。好不容易登门造访,获得求告机会,却仅仅只是希望获得一个选人资格,这就有点本末倒置了。
诸如贞观名相马周,在获得玄武门功臣常何的引荐后又得到太宗皇帝的欣赏,直接便入朝担任官职了。
至于开元以后干谒之风大大盛行,原因则就是随着皇权更加的集中,以及整体政治生态的改变,科举之外的选士空间被大大压缩了。
挽郎、斋郎虽然仍有选人资格,但却每每辗转下僚、不得升迁。南衙府兵制的崩溃,募兵彍骑代替了品子宿卫。
这样就使得原本走在其他道路上的选人们纷纷挤到科举中来,权贵们也越来越喜欢通过干涉科举结果以彰显其个人的政治威望。甚至就连权相杨国忠的儿子都投身科举,考得不好又回家求他爸爸帮忙改成绩。
干谒之风的盛行,其实就是对其他遭到压缩的选士途径的一种补偿机制。这就造成了科举丧失了最初的公正性,选人们质量参差不齐、泥沙俱下。而到了中晚唐时期,科举选人们更成了地方节度使的人才储备库,而干涉科举也成了节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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