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施政方面的过失,从而加以修正。
比如说,在这一次的事件中,李潼就意识到商贾们参与政治纠纷的热情已经高的有些过分。他们或许在主流舆论方面没有太大的话语权,但却通过钱财投入这一最直观的方式来刷取存在感,较之神都方面无疑要活跃得多。
当然,这件事李潼也是要付很大责任的。特别是西进以来,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,幕府在财政物资方面,不得不采取更加直接有效的方式,与商贾们互动频繁,给予了更大的包容度。包括李潼本人,对此也颇有几分乐见其成。
可这一次的事件,往小了说是地方与中央在财政方面的纠纷,往大了说就牵涉到国器何属的敏感话题。就连许多勋贵、世族在这方面都不敢轻易表态,可商贾们的站队热情却如此高涨,哪怕这些人是站自己,但这一现象也值得重视并警惕。
虽然说别人争相送钱给自己花,自己还要对他们提防有加,这想法有点不地道。但商贾这一社会群体,其本性就是逐利,一定是要看到投机的可能,才会勇于奉献。
在中古时代这种农耕背景下,即便不搞行业歧视,也可以断言商贾这一群体的社会责任感绝对不及地主及自耕农高。
李潼一边思忖着,一边在纸上写写画画,他准备着内卫彻查一下陕西道诸州县吏治,要给商贾干政这一风潮泼一泼冷水。
当然,眼下陕西道这些活跃的商贾们对他而言也是一股重要的支持力量,甚至行台绝大部分财政收入都是在与商贾互动中获取。
完全一刀切的割舍那是自废武功,自然不可取,但是以往一些有所忽略的细节则就必须要规范起来。如果仍然任由渗透腐蚀,则积重难返、悔之晚矣。
毕竟在农耕社会中,商品经济盘口只有这么大,一旦商贾们掌握了太多社会资源的分配权,是会出大问题的!
李潼并不是算无遗策,比如这一次在舆情方面就险些玩翻了车。但他拥有足够的警惕,并不笃信什么万世之法,任何政令的实施,任何政令的实施,都要合乎世道的发展。
像是此前为了鼓励商贾们从四方向长安兴运物资、活跃市场,行台不只开放了大量的水陆要津,在商品仓储方面几乎不作任何管制,这也是长安一些区域地价飙升的原因之一。
这么做的确是丰富了商品、活化了市场,但也让行台对市场的管控力度有所削弱。商品可以随处储存,甚至根本不需要报关入市,样品点验、私库交割,这一部分买卖以及商品流向,都不在行台管控之内。
如果这一次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陕西道秋赋问题,让这一稳定可期的财源可以名正言顺的留在行台度支使用。那么李潼就打算基于此将长安商品仓储环境规范化,以财赋作为基础与商户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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